包拯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古代清官典范，荣登“古代十大清官”排行榜。他于宋真宗咸平二年（999年）出生于庐州合肥，天圣（1023—1031年）进士，仁宗时任监察御史，后任天章阁待制、龙图阁直学士，官至枢密副使。他为官公正严明，秉公执法，不畏权贵。

宋代达官贵人素有蓄养歌伎之风，而包拯闲暇时只与夫人对谈，而无声色狗马之类的娱乐。他对贪官污吏十分憎恶，曾在《乞不用赃吏》疏中说：“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贪者，民之贼也……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，不从轻贷，并依条施行；纵遇大赦，更不录用，或所犯若轻者，只得授副使、上佐。”他多次向朝廷建言献策，主张明听纳、辨朋党、惜人才、去刻薄、正刑明禁、裁抑内侍、减节冗费，以整顿上下，增强实力。

“打铁必须自身硬。”包拯一生视贪如贼，自己更是廉洁自律，两袖清风。康定元年（公元1040年），包拯到端州走马上任。端州有一种全国着名的特产——端砚。端砚作为“文房四宝”之最，从唐代起就负有盛名，成为供朝廷享用的贡品。到宋代，文人墨客更是将端砚视为珍宝。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，离任入朝时，竟连一块端砚也未带走。史料记载，包拯尤其爱好书法，南宋人刘克庄称包拯“笔法端劲，翰墨间风流蕴藉”。这样一个书法爱好者自然会希望有一块好的砚台，其自律廉洁程度可见一斑！正如明人于谦所说：“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此后，“为官如清水，不持一砚归”传为佳话。

他不但自身廉洁，还劝诫子孙要清廉自守、不得犯赃：“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仰工刊石，竖于堂屋东壁，以诏后世。”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包氏家训，充分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，也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。这个家训对子孙后代做人为官作了严厉的规定，要求他们为官不贪赃枉法，为人不作奸犯科。在我国古代，生以逐出家族、死以其名不入家谱、不入葬祖坟，是对不肖子孙最严厉的惩罚。包拯以此作为制止子孙贪赃枉法的家规，其约束力之大可想而知。

包拯任开封知府时，大力整顿吏风，改革诉讼制度。按之前惯例，凡告状者都要先将状纸交给“门牌司”,再由“门牌司”的官吏转呈长官。是否审理、何时审理，听凭这些官吏定夺。府吏往往凭借这个自由裁量权巧取豪夺、以权谋私，以致造成“有理无钱别进来”的情况，让很多穷困的递状者告状无门。包拯发现此弊，索性取消“门牌司”环节，准许告状者直接到公堂投递诉状；既方便民众诉讼，又杜绝官吏“敲竹杠”。这看似是一件小事，但是从百姓申冤和审理案件上讲，在我国法律史上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。不畏强权，敢于顶风查办，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。宋代各方关系错综复杂，官僚、贵族、豪绅、恶霸们早已被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捆绑在一起。要冲破这个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大网，简直可以说是“难于上青天”。但是，包拯做到了，他迎难而上、以身犯险，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，使得“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”。

包拯担任监察御史、知谏院谏官时，时任转运使的王逵，巧立名目盘剥鱼肉百姓。激起民变后，又派兵捕捉，滥用酷刑，惨遭其杀害者甚多，以致民怨沸腾。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、贾昌朝来往密切，又备受仁宗青睐，行事张狂、有恃无恐。为此，包拯立朝刚毅、峭直敢言，连续七次上章弹劾，最后一次更是直接指责仁宗说：“今乃不恤人言，固用酷吏，于一王逵则幸矣，如一路不幸何！”其言辞之激烈震惊朝野，舆论汹汹，以至王逵最终被朝廷罢免。

包拯去世时，全城哀悼，“京师吏民，莫不感伤；叹息之声，闻于衢路”。现藏河南开封博物馆的北宋《开封府题名记》碑，上刻183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，而包拯的名字却已模糊，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的时候，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其名，经年累月，字迹就磨灭了。然而，这个视贪为贼、与赃为敌的清官名字早已镌刻在华夏儿女心中，永远不会磨灭。（固镇县纪委监委  周楠楠）